在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介绍中，或多或少的都会提到一个反面人物——倭仁。
乌奇格里·倭仁，蒙古正红旗人，他是蒙古八旗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从道光九年中了进士开始算起，一直到同治十年病故结束，倭仁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40多年。
总的来说，倭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不过他的著名更多的被刻画成一个顽固不化的保守派形象，往往用作洋务派的对立面。
很多人了解倭仁是因为课本上提到他极力反对洋务运动，反对西方的思想和科学技术，进入大清的统治体系。关于倭仁最为人所知的一些言论，一个是”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另一个是”师事洋人，可耻孰甚“。
倭仁手书不过要知道，从鸦片战争将大清帝国打出一个口子之后，确实有一部分人体会到了封建的中国和西方的差距，也有一部分人开始和西方诸国打起交道，不过他们总体来说还是小部分人。
倭仁之所以极力反对西方思想和科技体系的引入，更大的原因是从思想层面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人中的代表。当时就有人称赞他“道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必推公为首选”。
倭仁手书从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倭仁终其一生很少，甚至说几乎没有和西方打过任何交道，所以他仍然抱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那样的想法认为大清王朝的危机根源在于统治阶级本身，又不知道，清末中国正面临着千百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以倭仁为代表的，从未接受过西方事物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
现在，当我们看到倭仁的时候，当然也不能只是简单地认为他就是愚昧落后的，反对先进的。从他的生平经历来看，他是一个合格的，甚至算得上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文人士大夫之一，深深恪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倭仁手书倭仁注重个人修养，身居高位，不接受贿赂，为政清廉，两袖清风。又常常刚正不阿，直言不讳。比如在同治皇帝准备大婚的时候，倭仁就给皇帝上书说，希望皇帝的婚礼不要大操大办，省的小人从中牟利。作为同治皇帝的帝师，倭仁在授课时也十分严格，有时候甚至吓得同志皇帝大哭，还求饶说师傅饶过此次，嗣后不敢。
在政治生活中，倭仁在其位谋其政，注重整理吏治。只要听闻哪位官员存在问题，上到郡王，下到驿丞，只要被倭仁查出来，就一个词办他，在当时官场卖官鬻爵现象严重的大背景下，倭仁可以说是出淤泥而不染，还不让其他人染。
和传统的士大夫一样，倭仁重视民政，比如在清史稿中记载，他就曾上书皇帝“自古未有民不安而致太平者，亦未有食不足而民能安者。欲安民而足食，唯有于州县之约己寡求，爱民如子，欲与聚而恶勿施”。
所以，倭仁只是个合格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只不过运气不好，生在了晚清东西方两种文明激烈碰撞之时，若是倭仁早生百年，未必不是留名青史的人物。